邓稼先英雄事迹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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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稼先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祖父是清代著名书法家和篆刻家,父亲邓以蛰是我国著名的美学家和美术史家,曾担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教授。1925年,母亲带他来到北京,与父亲生活在一起。他5岁入小学,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1935年,他考入崇德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于1945年自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1948年到1950年赴美国普渡大学读理论物理。

“七七”事变后,邓稼先全家滞留北京,他秘密参加抗日聚会。在父亲安排下,16岁的邓稼先随大姐去了大后方,在四川江津读完高中,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受业于王竹溪、郑华炽等著名教授。抗日战争胜利时,他拿到了毕业证书,在昆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京大学教职工联合会主席。

邓稼先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这位取得学位刚9天的“娃娃博士”毅然放弃了在美国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到了一穷二白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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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稼先(1924—1986),安徽省怀宁县人,中国杰出的科学家、中国“两弹”元勋,先后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和美国普渡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1950年回到祖国;他参加组织和领导我国核武器的研究、设计工作,是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之一;从原子弹、氢弹原理的突破和试验成功及其武器化,到新的核武器的重大原理突破和研制试验,均做出了重大贡献;作为主要参加者,其成果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邓稼先被称为“中国原子弹之父”。

求学报国

欢乐的少年时光并不长久,邓稼先生活在国难深重的年代,七·七事变以后,端着长枪和刺刀的日本侵略军进入了北平城。不久北大和清华都撤向南方,校园里空荡荡的。邓稼先的父亲身患肺病,喀血不止,全家滞留下来。七·七事变以后的十个月间,日寇铁蹄踩踏了从北到南的大片国土。亡国恨,民族仇,都结在邓稼先心头。

1941年,邓稼先进入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成立于抗战极端困难时期,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合并而成,条件简陋,生活清苦。尽管如此,联大却有非常良好的学术空气,先后培养出了不少优秀人才,邓稼先受业于王竹溪、郑华炽等著名教授,以良好的成绩圆满完成了大学四年的学业。

抗日战争胜利时,他拿到了毕业证书,在昆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京大学教职工联合会主席。

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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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取得学位刚9天的“娃娃博士”毅然放弃了在美国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到了一穷二白的祖国,回国后,邓稼先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58年8月奉命带领几个大学毕业生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1958年8月调到新筹建的核武器研究所任理论部主任,负责领导核武器的理论设计,随后任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核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副院长、院长,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

在北京外事部门的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带了什么回来。他说:“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 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

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是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许德珩的长女),1956年,邓稼先加入中国共产党。

奇迹诞生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刘杰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1959年6月,苏联政府终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和人造卫星。

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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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关。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关系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中国研制原子弹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尖端领域的科研人员虽有较高的粮食定量,却因缺乏油水,仍经常饥肠响如鼓。邓稼先从岳父那里能多少得到一点粮票的支援,却都用来买饼干之类,在工作紧张时与同事们分享。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日夜加班。“粗估”参数的时候,要有物理直觉;昼夜不断地筹划计算时,要有数学见地;决定方案时,要有勇进的胆识和稳健的判断。可是理论是否准确永远是一个问题。不知道他在关键性的方案上签字的时候,手有没有颤抖……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他冒着酷暑严寒,在试验场度过了整整8年的单身汉生活,有15次在现场领导核试验,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八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10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鞠躬尽瘁

1972 年任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

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翌年,他的癌细胞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国务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同志离开人世。他,是个把一生献给祖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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