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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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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讯（记者张静姝 通讯员狄思云）近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因租客在出租屋内一氧化碳中毒身亡引发的生命权纠纷案件。房客在短租房内过量吸入一氧化碳中毒后死亡，事后其父母认为房东没有在第一时间报警，延误救治，将房东诉至法院。通州法院经审理认为房东已履行合理的救助义务，驳回上述请求。 王某于2023年10月起短租刘某房屋，双方约定租期为10天，租金一天一付。某日晚，因王某未交当日租金鸭脖登陆网站，刘某便去其房间催要。刘某推门进去后发现王某在床上躺着，以为王某在睡觉便未打扰。 次日中午刘某再次进入房间向王某催要租金时却发现王某还是前一日姿势，刘某上前查看发现王某已死亡，刘某立即报警。后经公安机关查勘现场，发现现场有一顶帐篷，内留有烧烤炉架及燃尽的炭块，王某的手机搜索记录显示王某曾查询“烧炭失败”相关内容。 公安机关认定王某的死亡排除刑事案件，系过量吸入一氧化碳中毒导致。但王某的父母认为，刘某作为出租人未尽安全保障义务，没有在第一时间报警，刘某的行为构成延误救治，故起诉要求刘某赔偿丧葬费、精神损失费共计8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需重点审查王某的死亡是否因刘某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刘某作为出租方，对涉诉出租房屋负有管理职责，对承租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但是该安全保障义务应限于在出租房屋时对可预见的安全风险负有的通常注意义务，且在出租方管理和控制能力范围之内。王某在室内烧炭导致一氧化碳聚集，从而吸入过量一氧化碳中毒致死。王某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知晓在屋内烧炭这一行为具有较高危险性，对相对密闭室内烧炭可能产生的后果应当知晓，但并未采取任何措施，以致发生本次事故。因此，王某对自身死亡存在重大过错。 从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来看，晚上10时左右属于正常休息时间，刘某发现王某在床上躺着以为其在睡觉并选择离开属于正常反应。刘某于次日中午向王某催要租金时发现存在异常后立即拨打120并报警，已履行合理的救助义务，不存在延误救助等消极行为。因此，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刘某对本次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 综上，王某父母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依法驳回了王某父母的诉讼请求。王某父母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后维持原判，该案现已生效。编辑 刘倩 校对 李立军

【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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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年前，侵华日军制造了惨绝人寰、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即便是在浩劫中幸存下来的人们，也终生背负着难以愈合的创伤。目前，登记在册在世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26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薛玉娟的外孙女、第三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任颖在受访时表示：“我的外婆薛玉娟毕生坚持讲述历史真相，就是为了警示后人：勿忘历史、珍爱和平。作为幸存者的后人，我会接过接力棒，传承历史记忆和史实真相。”

【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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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工商联二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谢华民说，一个载体就是“万企兴万村”行动。自2021年行动启动以来，该市已有1.1万余家民营企业实施“兴村”项目1.3万个，产业投资总额达635.25亿元，捐款捐物27.65亿元，有力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科技强农兴农和农民增收致富，取得了村企互惠、共建共兴的良好成效。

五大平台首先是会企联村平台。制定工商联系统企业家执委和所属商会“结对帮村”专项方案，实现所属商会和市县两级工商联执委企业联村结对全覆盖，引导11605家民企对接6035个村。搭建起企业与乡村之间长期、稳定的直接帮扶桥梁，商会和企业点对点帮助结对村发展特色产业、改善基础设施，实现村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再次是人才返乡平台。通过深化“回报家乡”专项行动，常态化举办区域间民企的对接联络活动，积极推动“渝商归渝”。例如，举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合作大会”，推动四川重庆商会会员企业返乡投资近30亿元。57位民营企业家兼任村“两委”负责人，将其敏锐的市场意识、丰富的管理经验和宝贵的产业资源直接注入乡村发展，有效带动产业兴旺、村民增收和治理效能提升。

【极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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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今年审结的一起案件中，刘先生的孩子于2021年6月出生，其2023年曾向公司请育儿假，并提交子女出生证明等材料。公司拒绝了他的申请，后将其4天休假划为年休假鸭脖登陆网站，且扣除对应天数的年休假补贴。刘先生经仲裁后诉至昆山法院，要求公司支付2023年未休的4天年休假、剩余的6天育儿假等假期的工资。

另一起案件中，男职工则因休育儿假被单位解雇。2021年4月，张先生的妻子生育一女。2023年5月，张先生请休育儿假，用人单位批准其休假5天。当月，张先生以家中突发变故致幼女生病无人照看为由，再次申请5天育儿假。企业以订单任务紧为由不准假，双方多次协商均无果。张先生自5月22日起未到岗，陪护女儿前往医院治疗。

该企业认为，张先生属旷工，公司规章制度规定旷工3天即可解除劳动合同。5月24日，企业以张先生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将其解雇。张先生遂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认为，张先生的请假事由具有正当性，虽在请假流程上有所欠缺，但应当区别于无故旷工行为，该公司未举证证明存在因订单任务紧而不准假的情形，故应向张先生支付赔偿金。

“育儿假被定位为带薪假期，但假期成本尚未得到合理分担。”李凌云分析称，按照大多数地区的规定，育儿假期间的工资由用人单位来发放，且按照劳动者正常出勤对待。此外还要考虑到，部分省份要求，如果劳动者有不止一个0~3岁的子女，育儿假可以叠加，这就意味着企业的用工成本更高。而在婚假、生育假等假期纷纷加码的背景下，用人单位的积极性自然不足。

在法律规范层面，李凌云告诉记者，不少省份在地方法规中将育儿假设定为用人单位的强制性义务，而有的地方赋予用人单位自主决定权，还有的地区仅将育儿假作为一个“倡导性”“鼓励性”政策。在强制推行育儿假的省份中，很多也并未列明用人单位不给假须承担的不利后果和法律风险鸭脖登陆网站，仅要求当地政府、劳动监察部门责令改正。“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只依赖企业自觉执行，育儿假恐沦为‘纸面福利’。”李凌云说。

对于男职工请育儿假面临的现实困境，西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复卫向《工人日报》记者表示，国家之所以推出育儿假，除了希望提升生育意愿、减轻抚育压力之外，另一个初衷便是保障男性育儿权利，鼓励男性承担育儿责任。这不仅有利于父亲更多地参与孩子成长，也有助于减少雇主性别偏见，为女性营造更加公平的职场环境。但现实中，受传统性别分工模式的影响，一些企业认为，母亲是0～3岁婴幼儿的主要照护者，故对男职工休育儿假表现出不理解或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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