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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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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司法部发布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为民办实事典型案例。澎湃新闻注意到，这些案例涵盖生态环境、交通运输、市场监管、城市管理、行政审批等多个领域，既涉及企业重大权益保障，也关乎群众身边的“小事”，从不同侧面体现了“监管与服务并重、执法与纾困结合”的核心要义，为各地各部门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司法部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牵头会同相关部门聚焦企业“急难愁盼”，严肃纠治“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执法标准不一致加重负担”“滥用职权、徇私枉法、该罚不罚、粗暴执法”等四类突出问题，解决了一批制约企业发展的执法痛点、堵点问题，形成了不少为民办实事的经验执法。截至9月21日，累计为企业挽回损失150多亿元。

案情显示，某企业向陕西省专项行动工作专班反映，旗下某公司因流动性危机，根据《民法典》第919条的规定签订三方《委托管理协议书》，由所在地某县经贸局托管半年。托管期间，县经贸局违背企业意愿变更公司董事会、章程等，导致托管到期后企业无法收回公司经营权，公司面临停产困境。工作专班将此问题线索交省政府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重点督办。

省政府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组织相关部门和法律专家认真研判，确定重点督办事项，转某市政府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进一步核查。2025年4月30日，市政府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就企业反映的涉及公司章程修改备案等问题召开专项督导会，督促托管单位（某县经贸局）向企业移交被托管公司的经营权。经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持续跟踪督办，目前，该企业正式收回被托管公司的经营权，千余名员工企业复工复产1分pk10官方，为企业挽回资产40余亿元。

【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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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藏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于当时而言就是一个选择而已，‘人往高处走’嘛。”近日，记者采访了从事西藏考古研究三十五年之久的四川大学资深教授李永宪，回忆起三十五年前参与西藏考古工作的缘起，李永宪教授语气平和却字字笃定。“当时拿到体检结果，医生说心肺功能都不适合上高原，但我还是想来，也就和同伴一起来了。”1990年，还是青年教师的李永宪、霍巍二人接到进藏参与文物普查的通知时，义无反顾地踏上了雪域高原。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西藏考古工作面临着专业人员不足、设备匮乏、野外条件艰苦的诸多短板。在国家文物局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与支持下，西藏启动了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西藏区)，当时承担“二普”任务的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那年从四川、湖南、陕西等地引入了10名专业人员参与西藏全区的文物考古工作。李永宪、霍巍代表四川大学参与了这项为期三年的考古调查工作。

“那时候从拉萨到日喀则，坐车也要整整一天，从天亮到天黑。”李永宪回忆起当年工作的情景至今仍印象深刻。北京吉普车窗紧闭也挡不住一路飞扬的尘土；因为胶卷有限，调查时每一次按下快门前都要反复斟酌；野外食宿条件艰苦，几个罐头摆在地上就是一顿大餐；随车携带的机油浸进了米袋仍坚持吃了一个月……他们曾顶着满头灰尘、疲惫不堪地抵达某个城镇时，司机回头一看，说二人像极了“唐东杰布”——那位白发白须的藏戏和筑桥祖师。正是在这些苦中有乐的岁月里，他们亲身经历着西藏田野考古的收获1分pk10官方，并一点点地积累和扩展开来。

今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60年来，中国一批又一批藏、汉考古工作者在西藏高原进行了数次科学、系统的文物考古调查与发掘，揭示了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到早期金属时代、吐蕃时期等各个历史时期的多类古代遗存，再现了各时期高原人类活动的形式与特点，进而延长了西藏历史的轴线、增强了高原古史的信度、丰富了西藏古代史的内涵，活化了高原历史的场景。

“我们常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共同体，但这个‘共同’二字从何而来？它靠什么证明？中国考古学若干发现和研究成果就是证据。”李永宪说道。“多元一体”既是中国国体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从“多元”到“共同一体”的历史结局。李永宪举例道，西藏卡若遗址发现的小米、黄米、彩陶器、地穴式居屋、细石器石质工具等考古遗物1分pk10官方，表明中国北方史前农业文明的西部包括了青藏高原，而北方黄河流域旱作农业向青藏高原的延展——这是中国自然地理关联性生成的史前文化样貌。黄土高原的旱地作物扩散到青藏高原，不仅前推了西藏农业起源的时间，同时也证明了西藏高原与黄河流域文化之间的互动与传承关系，正是这些考古证据不断地塑造着中国人民的历史观和“共同体意识”。

西藏考古六十年来的进步与发展，绝不止于个体的坚持，21世纪以来西藏文博考古事业发生了系统性深刻变化，从文物保护工程取得的巨大成就到考古学学术研究成果的多学科化与社会化，已成为高原古史复原和国族历史叙事的重要目标。李永宪特别强调，“从时间纵轴上看，在中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中就青藏高原而言，藏民族文字的创立也仅有约1400年，所以在整个中华民族、中华文明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史前时期是中华文明诸多共有特质的积淀期，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基因形成期’。”

如今，六十年来几代藏、汉考古人的辛勤付出已换来硕果累累，而一批又一批年轻考古人的不断加入，将使西藏考古更上一层楼。如今年过七旬的李永宪仍活跃在西藏大学、西藏民族大学的课堂上，他以柔性引进教授身份，先后指导了四届藏族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毕业生中有的已考取区外211、985重点高校博士，他们将成为新一代高学历的西藏考古人才。

李永宪教授总结道，从西藏考古六十年来的成果中不难发现，自高原人类出现到藏、汉文字记载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可以观察到来自高原北方黄河流域、高原东部滇西北、川西北高原以及长江上游等区域文化因素的存在和影响。中华大地历时千万年的“文化基因”在高原历史进程中的牵引作用，远远超过来自中亚、南亚等域外文明的影响，足以实证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过程中，西藏高原自古以来与中国其它地方的共有文化因素从来不曾缺失。(完)

【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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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由知名华人指挥家汤沐海执棒，来自上海民族乐团的70余位演奏家一同奏响华美乐章。上半场，竹笛与乐队的《湖光》以清丽竹音勾勒西湖粼粼波光；筝与乐队的《墨戏》在旋律中铺展中国书法的黑白意境；琵琶、京胡与乐队的《楚汉》及二胡与乐队的《卧虎藏龙》，从经典作品中萃取意韵；唢呐与乐队的《凤舞》则奏响凤凰展翅、百鸟齐鸣的热烈图景。

下半场，五重奏与乐队的《卉木拾音》以微观视角诠释大国工匠精神；二胡与乐队的《查尔达什》将意大利作曲家维托里奥·蒙蒂的热情旋律融入二胡炫技；《丝绸之路》融合多元文化风情，描绘神秘悠远的丝路胜景；《共同家园》奏响共建地球家园的和谐主题；《蜂飞》改编自俄罗斯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经典，尽显民族乐器的极速演奏技巧与艺术张力。整场音乐会在曲目编排上兼具经典与创新，彰显了海派民乐开放包容的艺术特色。

【极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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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水浒传》研究的开山之作——《〈水浒传〉考证》提到：“自从金圣叹把‘施耐庵’的七十回本从《忠义水浒传》里重新分出来，到于今已近三百年了（圣叹自序在崇祯十四年）。这三百年中，七十回本居然成为《水浒传》的定本。”（《中国章回小说考证》）此论述核心观点即认为，金本是清代《水浒传》的定本1分pk10官方，也就是当时唯一流传的版本。

此论一出，得到同时代学者广泛呼应，且观点愈发明确。如鲁迅指出：“金人瑞改《水浒传》及《西厢记》成法，即旧本遍加改窜，自云得古本，评刻之，亦称‘圣叹外书’，而一切旧本乃不复行。”（《中国小说史略》）郑振铎也多次提及此说：“这一部‘腰斩’的《水浒传》，却打倒了、湮没了一切流行于明代的繁本、简本、一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余氏本、郭氏本……使世间不知有《水浒传》全书者几三百年”（《中国文学研究》）；“这个贯华堂本出现以后，流行得极广，在很长的时间内，代替了一切的百回本和百二十回本，成为一般读者中唯一流行的本子”（《水浒全传序》）。

在众多观点中，郑振铎关于“金本是清代唯一流行的《水浒传》版本”的论断影响深远，迄今仍是学界主流观点。中国水浒学会前任会长佘大平便多次重申这一观点：“自从‘金本’《水浒传》出版以来……在全国风行达三百多年，并且逐渐淘汰了其它所有《水浒传》的版本”（《水浒争鸣》），同时认为这是郑振铎对《水浒传》研究的重要贡献，“郑振铎最早、最明确地承认‘金本’在《水浒传》传播史上‘唯一流行’的地位，这在《水浒传》研究的学术史上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水浒争鸣》）。

第一个问题，金本是否为清代唯一的《水浒传》流传本？答案是否定的。有清一代，金本并非唯一流传的《水浒传》版本。金本刊刻于明末崇祯十四年（1641）前后，此时距离明朝覆灭仅余三年，金本在入清前尚未形成广泛影响力，而清初其他版本《水浒传》仍在不断涌现。仅康熙一朝，便有石渠阁补印本、芥子园本、大涤余人序本、李渔序本和十卷本等，明末英雄谱本在清初亦有二刻、三刻。此外，清初尚有三大寇本、郁郁堂挖印本、映雪草堂本等流传。

金本《水浒传》自明末刊行后，入清不断被翻刻，具有代表性的有顺治十四年（1657）王望如评本及雍正十二年（1734）句曲外史序本。至雍、乾年间，金本影响力显著提升，这一点从毛宗岗、张竹坡、脂砚斋等人批点《三国演义》《金瓶梅》《石头记》时屡屡提及金圣叹之名便可佐证。但即便如此，清代《水浒传》的出版格局也并非如郑振铎所言，金本“打倒了，湮没了”其他版本。事实上，仍有多种非金本《水浒传》流传。仅乾隆一朝，就有三多斋本、汉宋奇书本、百二十四回本、征四寇本等，嘉庆至光绪年间此前诸多版本又得到重新翻刻，如百二十四回本在嘉庆、光绪年间多次翻刊，同时道光年间还新出现了八卷本这一版本。由此可见，有清一代，金本绝非唯一的流传本。

第二个问题，金本是清代唯一的《水浒传》流行本吗？此问题与前一问题的差异在于“流传”与“流行”的区分。“流传”仅代表版本存在传播轨迹，而“流行”则意味着在读者群体中具备广泛影响力与高接受度。金本在清代读者群中的流行程度与影响力无需过多赘述，此处仅举两例以见之。其一舒位《乾嘉诗坛点将录》诸版本均以金本为底本，其二《水浒传》续书除明末清初的《水浒后传》与《后水浒传》接续非金本外，咸丰以后的《荡寇志》《续水浒传》《古本水浒传》《残水浒传》《水浒中传》《水浒新传》等续书1分pk10官方，均接金本而续写。但即便如此1分pk10官方，也不能说金本是清代唯一的流行本，因为除金本外，至少还有两种版本在清代广为流传，并形成了可观的影响力。

一种是汉宋奇书本。此本最早由金陵兴贤堂于乾隆年间刊刻。此后翻刻书坊众多，且不再局限于金陵一地，广州的天平街维经堂、五云楼、芸香堂、金玉楼，佛山的近文堂、右文堂，以及大酉堂、省城福文堂、翰巽楼、老会贤堂、英德堂、文光堂、善美堂、聚德堂、芸生堂等十余家书坊均有翻刊。从刊本数量、流传地域范围来看，汉宋奇书本的影响力不容小觑，甚至清代演雷应春与其妻张月娥之事的京剧《红桃山》，也以汉宋奇书本为底本进行改编，足见其在当时社会文化层面的渗透力。

那么，何以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诸多学者会认为金本是清代唯一的流行本，甚至是清代唯一的流传本？究其原因，与晚清印刷技术变革密切相关。自石印、铅印技术传入中国后，凭借成本低、效率高的优势，逐渐取代了传统的雕版印刷。尤其是光绪年间，申报馆率先采用石印、铅印技术刊印小说，随后各大出版社纷纷效仿，使得石印、铅印本小说迅速占据了整个流通市场。据马蹄疾《水浒书录》载，从光绪十二年（1886）至宣统三年（1911），《水浒传》的石印、铅印本共有31种，而到了1920年，这一数量已增至37种。值得注意的是，这37种石印、铅印本《水浒传》均是金本。也就是说，在这三十余年里，《水浒传》的读者市场几乎被物美价廉的石印、铅印金本所垄断。这也正是当时学者们只能觅得金本，进而形成“金本是清代唯一流行本”认知的核心原因。因此，若一定要说金本是某一时期唯一的流行本，那这一时期也只能限定为清光绪朝以后的六十余年，而非整个清代。

准确厘定金圣叹腰斩本在清代版本流传中的实际地位，不仅能纠正学界长期以来的认知偏差，更能为《水浒传》版本学研究提供更精准的坐标，进而推动《水浒传》研究史与文学史脉络的重新梳理与完善。同时，这一研究视角也提醒研究者在考察古籍版本流传时，不能仅依据某一时期、某一群体的认知下结论，而需结合不同时代的社会背景、技术条件、文化需求等多重因素，进行全面立体的分析，唯有如此，才能更接近历史的真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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