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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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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绵阳10月13日电 (杨勇)“妈，哥，我想你们！”10月13日，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内，72岁的母亲刘国荣颤抖着抚摸儿子崔元茂的脸庞，身旁的大哥陈邦华则紧紧搂住失散36年的弟弟崔元茂。三人相拥而泣的画面，让“绵阳公安2025常态化反拐团圆行动”第35场认亲仪式现场众人动容。崔元茂正是1989年在陕西安康失踪的4岁男童陈邦力，如今他定居山东青岛。当天，被拐36年的崔元茂，终于与亲生母亲刘国荣、大哥陈邦华实现了离散后的首次正式相见。

时间回溯至2024年8月，现居湖南长沙的陈邦华通过“平安绵阳”微信公众号，向四川公安省级团圆工作室(胡祥雨工作室)求助，希望寻找1989年被拐的弟弟。接报后，该工作室立即采集陈邦华与母亲刘国荣(其父已过世)的生物样本入库比对，近半年多次分析均无所获。今年6月，民警调整比对参数扩大范围，终于发现广东珠海警方2024年采集的河北籍男子崔元茂样本，与刘国荣疑似母子亲缘关系，且与陈邦华符合同胞亲缘特征。

【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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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牛一兵，水利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刘冬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王全春，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徐立京，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赵岩，致公党中央原副主席严以新，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百精，河海大学党委书记杨桂山，河海大学校长郑金海等出席活动。江苏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徐缨致辞。

活动紧扣青春爱国奋斗主题，结合新时代治水安邦、兴水利民的伟大实践，通过主题演讲、情景演绎、音乐舞蹈、互动分享等多种形式，以网为媒、以水为介，网上网下同上一堂大思政课。郑金海校长结合110年来河海大学的办学实践，深情讲述“哪里有水，哪里就有河海人”的传奇佳话。演员侯勇艺术化演绎老校长严恺水利报国故事，展现河海人始终与国家同频共振的使命担当。张建云、钮新强、顾明、张金良、徐建荣、林毅峰等河海大学知名校友亲临现场，分享参与重大水利建设的奋斗感悟，激励学子践行至诚报国初心。

今年是红旗渠总干渠通水60周年，演员林永健和修渠人及其后代沉浸式再现当年战天斗地的感人故事，很多观众流下了感动的泪水。一线水利工作者围绕江都水利枢纽工程、江豚保护等主题，现场分享护水兴水故事。歌唱家殷秀梅与朗诵艺术家陈铎、演员刘敏涛共同演绎《长江之歌》，礼赞新时代一江清水绵延后世、惠泽人民的生动实践。

奥运冠军张雨霏、宇树科技创始人王兴兴结合自身经历，用青春热血的拼搏故事激励年轻学子逐梦新时代。“快乐苏超”全民参与、“燃”遍全网，江苏十三市苏超球队代表齐聚一堂，和学生热情互动，展现活力满满的幸福中国、快乐足球。贵州省榕江县委书记徐勃和武警官兵代表马东昇，动情讲述“村超”快速复赛背后的鱼水情深故事，传递“中国脊梁”的感动。

谈及个人成长，27岁的张雨霏说：“我5岁开始专业训练，13岁进入省队，15岁进入国家队，从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铩羽而归，到东京奥运会收获两金两银。2023年，我参加了92场比赛，拿下亚运会MVP和世锦赛金牌。2024年，又在巴黎奥运会突破重重困难收获6枚奖牌。”即便参加过三届奥运会、手握十块奖牌，她并不自满：“在泳池里，我好像还有未完成的目标，十块奥运奖牌好像也不是终点，目之所及的前方仍有高峰，我还有继续攀登的欲望。”

10月12日晚，由中央网信办、教育部、水利部、人民日报社、共青团中央、江苏省委网信委联合主办的2025“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课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在河海大学举行。活动紧扣青春爱国奋斗主题，结合新时代治水安邦、兴水利民的伟大实践，通过主题演讲、情景演绎、音乐舞蹈、互动分享等多种形式，以网为媒、以水为介，网上网下同上一堂大思政课。

【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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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秘书长 李彦庆：“十四五”期间，中国造船工业的能力上到一个新的台阶，中国目前造船总装的制造集群正在向总装与配套、设计、服务等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方面发展。我们始终是扩大朋友圈，坚持融入全球，这也就是为什么国际很多船东客户愿意到中国来造船，愿意到中国一起共同协同、联合来开展创新的原因。

量增的同时，质也在进一步优化，“十四五”期间，全球首艘10万吨级智慧型养殖工船“国信1号”，全球首艘15万吨级自航封闭式三文鱼养殖工船“苏海1号”正式交付，标志着中国开始迈向深远海养殖时代；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正式入列，最大钻探深度可达11000米，是世界上已有大洋钻探船所能钻探到的最大深度；新一代破冰调查船“极地”号、深远海多功能科学考察及文物考古船“探索三号”交付启航，我国海洋科考能力向全海深、全海域拓展。

【极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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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世界中国学大会即将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的500余位学者共为“中国之学”带来“世界视角”。从昔日的古典文献译介到今日的全球对话，世界认识中国的方式何以发生演变？今天构建“中国叙述”又为何需要各国学者共同参与？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大华讲席教授杨慧林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杨慧林：文学作品积淀了一个民族最深层的文化记忆，是理解一种文化生态的直接入口，西方对中国的认知也是如此。中国古典文献的西译当然离不开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和社会风貌呈现于生动的故事，而独特的叙述方式本身也成为中国传统的一部分，因此其受众往往遍及不同阶层，可能是其他文献难以替代的。

例如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在起草《独立宣言》之前，曾为其内弟推荐过一份书单，其中与中国相关的两本书都是文学作品：一是大家熟知的《赵氏孤儿》；另一是如今虽不那么广为人知、却很早就被翻译到西方的《好逑传》。《赵氏孤儿》在西方流传甚广，还影响到伏尔泰等重要思想家，成为西方认知中国伦理观念和家国情怀的重要媒介；其法文译本最早被收录于杜赫德编撰的《中华帝国全志》，杰斐逊看到的英译本就是据此翻译的。而他看到的《好逑传》是由英国诗人珀西编订，部分采用已有的英译本，部分是珀西本人译自葡萄牙文。与之相应，19世纪中叶以后，不断有西方学者借助西方的文学史观念，来梳理中国文学的历史。英国汉学家翟里斯在其1901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序言中甚至声称：“在包括汉语在内的任何语言中，这是撰写中国文学史的首次尝试。”这一说法当然并不准确，但或许也可说明，文学作品对于西方认知中国是多么重要。

杨慧林：“世界中国学”的概念，首先意味着“历史的中国之学”和“当代的中国之学”必当涵纳于“世界之中国”的背景之下。如果说今日之中国已不是“中国之中国”，那么无论“历史的中国之学”还是“当代的中国之学”，从根本上说都是文化的交流和文明的互鉴。从另一方面看，“溯历史的源头才能理解现实的世界，循文化的根基才能辨识当今的中国”，这是历史与当下相互贯通的关键所在。比如，中国何以为当今的中国？除去历史的逻辑，还有文化的逻辑；不仅是历史的选择，也是文化传承的结果。总之，中国与世界的贯通、历史与当下的贯通，应该是对“世界中国学”的基本期待。

具体而论，世界中国学特别强调中西之间的思想对话。西方汉学家从异质文明研究中国文化，可能会存在某些偏差，但他们提出问题的方式、关注问题的角度、切入问题的方法与中国学者有所不同，这种差异恰恰是对话的机缘，也提供了巨大的思想空间，启发我们发现被忽略的问题。例如普林斯顿大学学者柯马丁为《剑桥中国文学史》撰写的“早期中国文学”，提出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观点：“中国象形文字”的核心是表音而非表意，《诗经》中诸多篇章的关键意义，在于“仪式性的表演”等等。这未必符合惯常的理解，却可能催生新的问题，使那些似乎没有多少意义的程式化歌诗显示出意义，从而激活新的研究维度。

反观之，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也特别需要中国学者予以回应，才可形成完整的链条，也才使其中的问题真正得以打开。比如最早研究中国古代“投龙”祭祀活动的并非中国学者，而是法国汉学家沙畹，这很了不起，但是他能看到的材料毕竟有限，许多文物当时根本还没有出土必赢伟德体育，因此直到不久前李零、渠敬东等中国学者得到各大博物馆的支持，在相关文献的回溯和延展中展示出“从山川祭祀到洞天福地”的文化叙述，这才算说透了沙畹发现的“大问题、真问题、被人忽略的问题”(李零《读沙畹〈投龙〉》)。

此外，许多涉及中国文化和典籍的研究，可能需要还原到中国的语境才能通透解读。例如曾经“入宋求法”的日本高僧道元著有《正法眼藏》，将本来是“由汉语流传发展”的“禅思想”改换成日文表述，使这部著作始终被认为晦涩难懂，后来旅日中国学者何燕生将其翻译为汉语，还原了书中的中国佛教术语与思维逻辑，乃至东京大学末木文美士在序言中称“此书直至回归汉语母体，其内涵才真正被理解”。

杨慧林：在不同语言对同一思想的表述差异中，既能发现被窄化的内涵，也能找到跨文明思想的共通与独特逻辑。一个典型的例子，英国汉学家理雅各在翻译《论语》的时候，将“恕”翻译成reciprocity(今天常被译为“互利互惠”)且全部字母用大写(RECIPROCITY)，这与朱熹“推己及人”的注解高度契合。从字形上看，“如心”的解读似乎也早已被广泛接受；但有意思的是，《说文解字》中的“恕”其实是形声字，“从心，如声”而已，并没有理雅各“译”出来的意思。所以今天的“恕”字也许多少被西化了，而西语的reciprocity经由理雅各的翻译，也无法从单一的角度予以理解。这不仅是翻译的问题，我们完全可能从这一类概念中提取中西对话的“思想语法”，其中的“解释力”是双向的，也只能在两种语言方式的相互阐释中充分显现。

杨慧林：叙述方式体现着特定的文化逻辑，我觉得“中国叙述”还不仅仅是叙述内容的问题，更是叙述本身。比如要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必须跳出西方形而上学的“同一律”思维，只有回到“相与而共”“由共释同”的“中国叙述”，才可以理解为什么既是“和而不同”又要“天下大同”，既有“人类文明多样性”又有“全人类共同价值”。这应该是“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底层逻辑。

杨慧林，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大华讲席教授。先后担任过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等，主要从事比较文学和宗教学研究。近年出版的主要著作有《意义》(2018修订版)、《中-间的相关性》(2025)等，以及英文论文集Christianity, China and the Question of Culture(2014)、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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