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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域史研究领域，北京大学南亚学系教授段晴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名字。作为季羡林最得意的门生之一，她几乎凭一己之力推动了梵文、于阗文、粟特文、巴利文、佉卢文等众多“死文字”的研究，以破译“天书”的方式解开一个又一个历史的谜题。可惜因为癌症，她于2022年3月不幸离开了人世，那颗装满奇异字符的大脑永远停止了思考。

在黄文弼之前，遗址一直是被唤为“唐王城”的。这其实不能算是一个严谨的命名，简单来说任何一处唐代的古城都可以如此指代，比如库车县塔里木乡的茫茫大漠之中就有一个规模约50万平方米的古遗址，其在2013年的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录中也叫作“唐王城遗址”。只不过，托库孜萨来遗址的这个“唐王城”之名诞生得有那么一丝神奇的色彩。

清光绪年间的某个黄昏，一场狂风突然而至。一位捡柴归来的樵夫猝不及防地遭遇漫天沙尘，慌忙间就近躲到了一片废墟里，不承想竟从中捡着了几枚开元通宝。民间原本就有传言，认为废墟之下埋藏着唐朝的皇帝，这些铜钱似乎使之得到进一步印证，于是人们更加相信这里就是大唐留下的痕迹，当地后来编《巴楚州乡土志》即称“今九台北山有坡地，樵采者拾开元钱新博厅，因呼唐王城”。清末时，朝廷修纂《新疆图志》也延续了这一说法，记为：“今城东北一百五十里，图木舒克九台北山有废城，樵者于土中掘得开元钱，因呼为唐王城。”

1906年，法国人伯希和深入新疆腹地后先抵喀什，然后即驱车三百公里去探寻唐王城的秘密。比起此前的先行者，伯希和是无比幸运的。他只是随意地用马鞭鞭梢在地表扒拉了几下，一只指尖纤细的造像人手就显露出来，紧接着他又连续找到了一颗佛头和一颗面目狰狞的天王头塑。一切迹象都表明，他的脚下必定有着寺庙的遗存。

彼时的日记中，伯希和还记录了更多的惊喜：“一处旷野中的防御工事标志着我们已接近大建筑物了。最后，我在横穿一处筑有堑壕的四边形营垒后，便登上了山麓，那里有两堵大砖墙缘山而上。山顶有一处土坯建筑物，筑于八个连续的枝条排地基上。”无奈碍于冬天已经来临，他没有来得及再做大范围的勘测，仅由其助手绘制了一幅包括古城主要区域在内的平面图。

黄文弼率先打破了这一空白。1928年4月至1929年10月，他在塔里木盆地一带进行了为期一年零七个月的考察，其中也包括托库孜萨来遗址。通过他的踏查，遗址的形制得到了进一步掌握，在后来编著的《塔里木盆地考古记》里，他这样写道：“路北为古城，在北山南麓。计城三重，城墙已毁，现仅余墙基。内城自山腰绕至地面，计七百五十六米。山脚亦有古房屋建筑遗址……外城计一千零八米，接内城，绕于平地至山巅，接大外城。大外城则由外城绕山头直至山南根，计周一千六百六十八米。在南山根尚有古房屋遗迹及墓葬。”

鉴于这样的情况，托库孜萨来遗址的考古和保护显然已成为一项不容迟缓的工作了。于是2021年5月，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对口援疆工作会议上，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物局等单位共同商定，将对遗址展开长期的发掘和勘探。为此，他们制订了一个十五年的计划，以考证古城址形制、探究遗址功能分区、解决遗址年代与性质问题、复原遗址古环境等为明确的重点和目标。

他们还清理出了包括内城北城门墩台、主干道、夯土平台、房屋居址等在内的大量遗迹。在此基础上，遗址的形制呈现出更为清晰的轮廓，基本可以确定为四重城，从内向外分别是高台城、内城、外城、大外城：高台城雄踞于山岩之上，居高临下；内城和外城位于山下平地，城垣以西北—东南走向的山体为轴，如双臂一般拱卫着高台城与内城的左右两侧；大外城环绕外城，墙垣随形就势，所经之处既有陡峭山岭，也有缓坡平地。这四重城的城墙在剖面上也显示出了许多不同之处，有的地方是规整的土坯砖，有的地方是不规整的土坯，有的地方直接是分层的夯土，无疑说明其营筑并非一次完成，而是不同时段逐步建设的。

在盘橐城，班超前后经营了十七年。这里处于几个小国之间，位置刚好便于平衡四方，加上有山有河，地势险要且水草丰盈，便于守备和屯田，是难得的军事要地。以此为大本营，班超荡平了西汉末年之后再度崛起的匈奴势力，重新收复西域，不仅巩固了汉朝的统一格局，也恢复了张骞开拓的丝绸之路。相传，他还在这里迎娶了疏勒王室的米夏公主，并生下儿子班勇，日后也成长为征战西域的一代名将。

2023年的发掘中新博厅，东侧大外城城墙夯土台基的边缘露出了佛寺一角，经过勘测，初步认定有7000多平方米的规模。这与伯希和1906年发掘的托库孜萨来佛寺几近相同，而且彼此呈东西对称之势。同时，高台城内也发现了一处疑似的寺庙遗迹，其形制为中心设一边长2.3米的方形水池，周以方形露天庭院，庭院外分布5处小型房址，院落东侧外有方砖铺路。

文献记载中新博厅，唐代最后一位西行求经的高僧就与这里有过交集。他俗名车奉朝，原本是唐玄宗派遣护送西域罽(jì)宾国使者的随行武将，途中在据史德城身染重疾，遂留在当地养病，其间心有所感，遁入空门。痊愈后新博厅，他师从犍陀罗三藏法师舍利越魔，潜修佛法，遍游天竺，问道四十年，最终取得三部梵文佛经和一枚佛牙舍利，返归中原时于据史德城再次停留。

事实上，托库孜萨来遗址昔日的交流作用不只落实在宗教与文化上，也体现于商贸的往来。图木舒克境内如今存有穷梯木、泽梯木、阔西吞木等遗址，穷梯木在史籍中被称作“谒者馆”，既是军事防御的烽燧，也充当商贾歇脚、补给的馆驿。2023年，考古队在托库孜萨来遗址西部7公里处又新发现了一座“唐王城西驿站遗址”，院墙尚在，保存规整。

诸多的驿馆相隔而立新博厅，彼此连成一线，起点或终点都指向托库孜萨来遗址。它们共同编织成密集的商路网，连接着东与西、亚与欧、中国与世界，点亮了一条友好开放、交相辉映的通衢。正如杨睿所说：“托库孜萨来遗址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除了佛寺、戍堡、驿站，围绕着它还有骆驼房子等一系列小型的聚落遗址。它是一个庞大的遗址群，一个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

如此恢宏磅礴的历史图景，显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还原的，尽管近些年来的考古成果解开了些许困惑，但属于托库孜萨来遗址的秘密还有许许多多。用杨睿的话讲，比起从前只是掀开帘子张望，如今虽然已经迈出了跨过门槛的一步，却也不过刚刚进屋而已。“我今年41岁，希望到我退休的时候，如果能对遗址的若干重要问题有所回答，我就很知足了。”他说。

而在完成了2023年度的工作之后新博厅，相关发掘从去年开始暂时告一段落。一方面已有的发现需要加以整理和研究，另一方面保护与展示也需要提上日程：2024年，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主导编制了一份翔实的遗址保护规划，从保护目标、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到相关的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措施，再到开放计划、展示项目等，给予了全方位的指导和规范；2023年5月和2024年6月，遗址出土的文物两次在新疆屯垦历史博物馆展出，第三次展出则将在2025年10月底11月初在巴楚博物馆再次开幕，与此同时，遗址现场已于今年的5月1日部分对外开放，敞开怀抱迎接八方来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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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10月13日电 国新办就2025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发布会上表示，随着我国制造业新动能新优势加快培育，新技术新产品竞相涌现。前三季度，我国出口高技术产品3.75万亿元，增长了11.9%，对同期整体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成。其中，出口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增长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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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世界中国学大会即将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的500余位学者共为“中国之学”带来“世界视角”。从昔日的古典文献译介到今日的全球对话，世界认识中国的方式何以发生演变？今天构建“中国叙述”又为何需要各国学者共同参与？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大华讲席教授杨慧林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杨慧林：文学作品积淀了一个民族最深层的文化记忆，是理解一种文化生态的直接入口，西方对中国的认知也是如此。中国古典文献的西译当然离不开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和社会风貌呈现于生动的故事新博厅，而独特的叙述方式本身也成为中国传统的一部分，因此其受众往往遍及不同阶层，可能是其他文献难以替代的。

例如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在起草《独立宣言》之前，曾为其内弟推荐过一份书单，其中与中国相关的两本书都是文学作品：一是大家熟知的《赵氏孤儿》；另一是如今虽不那么广为人知、却很早就被翻译到西方的《好逑传》。《赵氏孤儿》在西方流传甚广，还影响到伏尔泰等重要思想家，成为西方认知中国伦理观念和家国情怀的重要媒介；其法文译本最早被收录于杜赫德编撰的《中华帝国全志》，杰斐逊看到的英译本就是据此翻译的。而他看到的《好逑传》是由英国诗人珀西编订，部分采用已有的英译本，部分是珀西本人译自葡萄牙文。与之相应，19世纪中叶以后，不断有西方学者借助西方的文学史观念，来梳理中国文学的历史。英国汉学家翟里斯在其1901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序言中甚至声称：“在包括汉语在内的任何语言中，这是撰写中国文学史的首次尝试。”这一说法当然并不准确，但或许也可说明，文学作品对于西方认知中国是多么重要。

杨慧林：“世界中国学”的概念，首先意味着“历史的中国之学”和“当代的中国之学”必当涵纳于“世界之中国”的背景之下。如果说今日之中国已不是“中国之中国”，那么无论“历史的中国之学”还是“当代的中国之学”，从根本上说都是文化的交流和文明的互鉴。从另一方面看，“溯历史的源头才能理解现实的世界，循文化的根基才能辨识当今的中国”，这是历史与当下相互贯通的关键所在。比如，中国何以为当今的中国？除去历史的逻辑，还有文化的逻辑；不仅是历史的选择，也是文化传承的结果。总之，中国与世界的贯通、历史与当下的贯通，应该是对“世界中国学”的基本期待。

具体而论，世界中国学特别强调中西之间的思想对话。西方汉学家从异质文明研究中国文化，可能会存在某些偏差，但他们提出问题的方式、关注问题的角度、切入问题的方法与中国学者有所不同，这种差异恰恰是对话的机缘，也提供了巨大的思想空间，启发我们发现被忽略的问题。例如普林斯顿大学学者柯马丁为《剑桥中国文学史》撰写的“早期中国文学”，提出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观点：“中国象形文字”的核心是表音而非表意，《诗经》中诸多篇章的关键意义，在于“仪式性的表演”等等。这未必符合惯常的理解，却可能催生新的问题，使那些似乎没有多少意义的程式化歌诗显示出意义，从而激活新的研究维度。

反观之，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也特别需要中国学者予以回应，才可形成完整的链条，也才使其中的问题真正得以打开。比如最早研究中国古代“投龙”祭祀活动的并非中国学者，而是法国汉学家沙畹，这很了不起，但是他能看到的材料毕竟有限，许多文物当时根本还没有出土，因此直到不久前李零、渠敬东等中国学者得到各大博物馆的支持，在相关文献的回溯和延展中展示出“从山川祭祀到洞天福地”的文化叙述，这才算说透了沙畹发现的“大问题、真问题、被人忽略的问题”(李零《读沙畹〈投龙〉》)。

此外，许多涉及中国文化和典籍的研究新博厅，可能需要还原到中国的语境才能通透解读。例如曾经“入宋求法”的日本高僧道元著有《正法眼藏》，将本来是“由汉语流传发展”的“禅思想”改换成日文表述，使这部著作始终被认为晦涩难懂，后来旅日中国学者何燕生将其翻译为汉语，还原了书中的中国佛教术语与思维逻辑，乃至东京大学末木文美士在序言中称“此书直至回归汉语母体，其内涵才真正被理解”。

杨慧林：在不同语言对同一思想的表述差异中新博厅，既能发现被窄化的内涵，也能找到跨文明思想的共通与独特逻辑。一个典型的例子新博厅，英国汉学家理雅各在翻译《论语》的时候，将“恕”翻译成reciprocity(今天常被译为“互利互惠”)且全部字母用大写(RECIPROCITY)，这与朱熹“推己及人”的注解高度契合。从字形上看，“如心”的解读似乎也早已被广泛接受；但有意思的是，《说文解字》中的“恕”其实是形声字，“从心，如声”而已，并没有理雅各“译”出来的意思。所以今天的“恕”字也许多少被西化了，而西语的reciprocity经由理雅各的翻译，也无法从单一的角度予以理解。这不仅是翻译的问题，我们完全可能从这一类概念中提取中西对话的“思想语法”，其中的“解释力”是双向的，也只能在两种语言方式的相互阐释中充分显现。

杨慧林：叙述方式体现着特定的文化逻辑，我觉得“中国叙述”还不仅仅是叙述内容的问题，更是叙述本身。比如要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必须跳出西方形而上学的“同一律”思维新博厅，只有回到“相与而共”“由共释同”的“中国叙述”，才可以理解为什么既是“和而不同”又要“天下大同”，既有“人类文明多样性”又有“全人类共同价值”。这应该是“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底层逻辑。

杨慧林，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大华讲席教授。先后担任过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等，主要从事比较文学和宗教学研究。近年出版的主要著作有《意义》(2018修订版)、《中-间的相关性》(2025)等新博厅，以及英文论文集Christianity, China and the Question of Culture(2014)、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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